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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拍成灾 14亿中国人无隐私

(原标题:习近平震怒不已。从草根百姓到中共总书记,他们身份迥异,但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都是隐私被侵犯的受害者。)


偷拍成灾 14亿中国人无隐私
偷拍在中国大陆肆虐成灾,14亿中国人再无隐私。

【金鱼彩票】2018年2月以来,北京女孩张佩已自杀三次;2018年12月11日后,西安大学城的不少学生陷入深深的惶恐;2012年薄熙来案发,胡锦涛因案情披露出的一个细节而震惊;2013年底北京市国安局局长落马后,习近平震怒不已。从草根百姓到中共总书记,他们身份迥异,但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都是隐私被侵犯的受害者。
 
2018年12月11日,华商报、澎湃新闻等陆媒报导说,有市民爆料西安城北大学城内一家酒店,插座里暗藏摄像头,正对着床,已拍了1200个约14G视频。市民已经报警。该酒店毗邻多所大学,平日生意不错,周末经常爆满,得提前预订。爆料人称已在派出所内看过偷拍视频,“最担心已经在网络上传播了。”
 
偷拍成祸 14亿中国人无隐私
 
近在大陆网络流传的网文《别脱衣,床边有个摄像头》,讲述了北京女孩张佩的遭遇。
 
2018年2月里的一天,成为张佩的梦魇。那一天她与男友在酒店夜宿,遭偷拍且视频在中国的黄色网站上传播。男友在压力下与她分手。10个月内,她三次自杀,未遂。文章称在中国,和张佩有类似遭遇的女孩,已经多到无法估算。
 
2018年10月,一对在某长租公寓住了半年的夫妻,意外发现床边插座里竟藏有摄像头,在看不到的第三只眼面前,他们直播了半年夫妻生活。另一对夫妇2017年新年期间住进一家五星好评的民宿,结果他们震惊地发现,面积仅20平的房间里,竟然安装了3个隐秘的摄像头。
 
在网络上,有个检查房间内是否有摄像头的四步曲,广为流传:关灯——打开手机相机——如果发现红点——说明有摄像头。
 
然而如今的摄像头,早已更新换代,针孔改为隐形,无光夜视只是标配,即使断电也能续航24小时或更久。技术发展让偷拍几乎无迹可寻。
 
偷拍之祸多年来在中国愈演愈烈。中共党媒2017年甚至发微博,“教育”民众哪些场所容易被偷拍,哪些物品容易被装摄像头。然而党媒的“教育”反而更让人疑神疑鬼:不管什么地方,都能隐藏针孔摄像头;不管什么东西,看着都像针孔摄像头。
 
该文揭示了一个可怕真相:偷拍,令14亿中国人再无隐私。
 
从商场、公车这类公共场所到租房、酒店等私隐场合,从细微难察的针孔摄像头到无迹可寻的隐形摄像头,偷拍这种阴暗行为,在大陆愈演愈烈,已强行渗入中国人的公众生活,演变为民众厌恶但只能无奈忍受的祸害。
 
中共官场偷拍成风
 
而且,不仅仅是升斗小民、中共权贵们,甚至最高层亦难逃被偷拍(或窃听)。
 
2012年王立军出逃美使馆后,美国转交给中共关于薄熙来密谋政变的证据,揭示出薄熙来曾经对胡锦涛等中共高层实施窃听。
 
2013年底北京市国安局局长梁克落马,被披露曾奉周永康之命,对习近平、李克强等高层进行窃听。
 
2015年1月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落马后,被披露曾策划主导偷拍前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的淫乱视频,以及曾主导对习近平等高层进行窃听监控。
 
从薄熙来、周永康,到最近被判无期的马建,这些落马高官不但揭开了中共内部贪腐、堕落和生死相搏的残酷真相,同时也牵扯出中共官场上的“偷拍风”。

2012年曾报导过一个震撼性的故事,一个叫齐红的男子从上百名中共官员的汽车、办公室、卧房先后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。最密集时,一周内拆出四十多个。
 
齐红称,为防止被暗算,大陆官场现在流行在桑拿房谈交易,大家赤裸相见,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被抓把柄的机会。官员与商人交谈前,也要相互拥抱,藉以查验对方有没有带窃听装置。
 
美国公共广播电台(NPR)记者郎菲特(Frank Langfitt)与齐红交谈过。他花三十五美元买了一套简单的窃听器侦测装置。他在一个朋友的办公室里试用了该装置。五分钟时间里,他在台灯、几部电话和传真机里发现了若干窃听器。
 
无论是官场盛行的偷拍之风,还是民众痛恨的偷拍之祸,都映射出一个沉重的事实:在全世界监控最严密的中国社会,从升斗小民到最高掌权者,都无法保护自己的隐私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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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拍,侵犯他人隐私,轻则损名,重则害命。中国社会对于偷拍现象,多年来已展开许多讨论。
 
然而在中共党文化洗脑和舆论控制下,中国社会对于偷拍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,大致有两种观点:
 
第一,偷拍是为满足人的阴暗心理,因为有利可图,所以会形成偷拍产业链;第二,其它国家也有偷拍,全世界都一样,所以中国的偷拍之祸无解,只能人人自危。
 
只是,事实果真如此吗?
 
在中国,偷拍肆虐的背后,的确存在利益需求;更深层的原因也确实是为满足一些人的阴暗心理,甚至淫邪欲望。然而,中国大陆与其它国家,不一样。
 
在外国,哪怕是在陆媒最常提起的韩国,偷拍虽然存在,的确也有人以此牟利;然而整体社会环境,从文化到司法都是抵制、打击这种侵犯隐私的不道德行为。
着庞大需求的、渗透整个社会的产业链。
 
甚至于偷拍(或窃听)在中国不仅衍生出产业链,更是变异形成一种病态的“特务文化”。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,当内无道德律己、外无法律威慑时,无论是出于窥秘、淫邪或权斗等何种欲望,人人都可能为之。
 
如果说,中共通过系统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,将中国推入全民抢钱、放纵情欲、腐败透顶的时代,是在悄无声息地打开偷拍(侵犯他人隐私)的欲望大门,那么中共“与民为敌”的体制和“法治”,就是明火执仗地为偷拍推波助澜。
 
最典型的例证,就在于偷拍的官方和民间称呼上。在中共统治下,偷拍是基于民众角度的说法,在官方应该叫做“监控”,而且还有许多冠冕堂皇的名字,例如“天网工程”、 “雪亮工程”、“平安城市”等等。
 
中共监控(偷拍、窃听)民众的“平安城市”计划,早在2017年就已在全国部署了逾1.7亿个摄像头;其中公安部门直接掌握的“天网”摄像头就有2000万个。中共甚至还定下“宏大”的监控目标:2020年实现“全域覆盖、全网共享、全时可用、全程可控”。
 
中共欲实现对民众无所不在的监控,意味着中共要最大程度的剥夺中国人的隐私权。在这种大环境下,偷拍为何在大陆成灾,不言而喻。
 
中共除了用“各国都有偷拍”的舆论宣传,为这种特务文化变相洗白之外,更多的还是用司法为偷拍开路,在大陆营造出一个默许,甚至纵容偷拍的病态社会环境。


本文来源:http://www.weixiuqd.com
本文作者:柠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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